逛过宋代东京（开封）街市的人可能会注意到，商贩之间的交易并不总是铜钱叮当作响。碰上大宗买卖或铜钱短缺时，一张手写的票据就能顶替现钱流转。这种被称为“赊”或“会子”雏形的信用凭证，实早在官方发行纸币之前就已在民间商帮部使用。商贩凭一张写有金额和承诺的纸条，就能从同行那里提货或结账，月末再统一算。铜钱搬运不便、朝廷铸币时常不足，反倒催生了这套靠信誉维系的非官方结算网络，让市井交易在钱荒中样运转自如。
这种信用工的出现，和宋代城市经济的变化直接相。当时城市人口膨胀得很快，比如汴京、临安这类大城市，日常交易量非常大，但铜钱供应一直是个难题——朝廷铸币跟不上需求，加上铜钱外流到辽、西夏甚至海外，市面上经常闹钱荒。商贩们发现，如果每笔买卖都靠现钱交割，不麻烦，而且风险高。于是民间就自发琢磨出一些替代方案，用信用凭证来记账或保，让交易跑起来，再定期结算。这种模式最初在熟人或同行之间流传，后来扩散开，成了城市商业网络里一个很实用的环节。
长途贸易最头疼的就是现金搬运，铜钱又重又占地方，路上还怕被抢。有了这种信用票据，商人就能在出发地存一笔钱，换张纸揣在身上，到了目的地再凭票取款。这样一来，跨城市之间的交易结算就顺多了，不用再押着大车小车的铜钱翻山过河。市场网络的扩展，很大程度上就靠这类信用工把不同区域的商业活动连了起来。
北宋东京的店铺之间，赊买赊卖已经相当普遍。一家纸铺从南薰门外的作坊赊进原料，约定三节结算，间就可以靠交引或便钱调动资金。牙人作为中间人，往往也靠信用保撮合大宗交易，不每笔都见现钱。运输脚夫接活时，货主可以付一部分定钱，余款等货物到目的地再结。这样一来，从生产到批发、零售再到运输，各个环节的资金占用都大降低，整个市场的周转速度自然快了不少。
宋代城市商业的繁荣，背后实是一套信用体系在支撑。交子、会子这些纸币广为人知，但更贴近日常的信用票据——比如盐引、茶引、便钱券——才是普通商人和市民真正频繁接触的金融工。它们让大宗交易不搬运笨重的铜钱，也使得跨区域贸易的结算成本大降低。从这一侧面看，宋代城市化与市场网络的扩张并非简单的规模扩大，而是伴随金融手段的演进，信用工在中扮演了键角色，这一侧面常被忽视，却恰恰是理解宋代经济活力的重要线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