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史之乱后，朝廷手里那套租庸调制基本废了。战乱让大量人口流散，户籍册对不上人，土地并又让不少农户失去田产，可官府还在按旧册子收税，结果就是该收的收不上来，地方节度使截留赋税，中央财政几乎断了来源，连官员俸禄和军队粮饷都发不出。
两税法最键的改动，实是把征税基准从人头转向资产。以前租庸调制下，哪怕你家里只剩几亩薄田，丁口数摆在那儿，该交的绢和粮一分不能少。两税法规定按每户的土地和财产估算等级，分夏秋两次征收，而且明文废掉了此前几十种杂税名目。这个设计有个容易被忽略的好处：它让地方官府很难再借“临时加征”的名义层层加码，因为税制本身只认资产和季节两个硬指标。对普通农户来说，只要不遇到大的灾荒，税负反而变得可预期了。
拿两税法之前的况来说，很多农户在租庸调制下因为土地被并而逃亡，赋税就摊到了没跑的邻头上，结果更多人跑，税基越来越窄。两税法改成了按资产和土地来算税，连以前不交税的商人、客户都得交，纳税面一下子宽了不少。而且它规定每年夏秋两季征收，比原来的名目简单，地方上想加派杂税也不那么容易，朝廷能收上来的钱粮反而实打实多了，中央和地方在分钱时的矛盾也就暂时没那么尖锐了。
两税法按“量出为”定税额，初衷是控制财政支出，但实执行中地方往往把开支往高估算，税额越定越重。更麻烦的是，两税改征钱币，农民卖粮换钱缴税，市场上粮食增多、钱币稀缺，形成“钱重物轻”的局面。粮价跌了，税额却不变，农民实要卖更多粮食才能凑够钱数，负反而比税改前更重。这种在矛盾到唐后期越来越突出，成了财政新隐患。
两税法用财产税取代人头税，短期确实让朝廷手头宽裕了些，但土地并的根没动，富田连阡陌、贫无立锥之地的况反而愈演愈烈。这套制度更像一个临时补丁，帮唐朝续了几十年命，却没能堵住财政崩溃的源头。后来历代的税制改革，从一条鞭法到摊丁亩，多少都在借鉴两税法的思路，同时也反复撞上它没解决的那个老问题——怎么在承认贫富差距的前提下，让税负真正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