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汴京的坊墙在仁宗以后就基本形同虚设了，临街开店、侵街盖屋成了常态，连御街两侧都挤满了商铺和摊贩。这种从封闭坊市到开放街市的转变，表面看是空间形态的变化，背后却是人口膨胀和消费需求倒逼出来的结果。汴京鼎盛时实住人口可能过百万，旧有的东市西市根本不下那么多交易活动，坊墙自然就守不住了。
汴京的城市结构以运河为骨架，汴河、蔡河等水系自西向东贯穿城区，沿岸码头、仓库与商铺密集，形成了一条东西向的商业主轴，州桥、相国寺一带更是昼夜不息的交易中心。临安则完不同，城外河道纵横交错，钱塘江、运河、西湖与城水巷构成网状水系，市场因此分散为多个小型中心——比如城南的江涨桥市、城北的北门市、城中的众安桥市，各自依托附近码头形成独立商圈。这种差异背后是地理条件的制约：汴京地处平原，依赖运河单向物流，商业自然沿河道集中；临安水网密集，货物可以从多个方向进城区，市场也就更容易分散布局。两座城市虽然都是宋代商业繁荣的代表，但市场网络的形态却因水路的走向而截然不同。
汴京周边实很早就出现了一批卫星市镇，比如陈桥镇、封丘门外的市集，它们最初只是城郊的临时交易点，但随着汴河漕运量增大，这些地方逐渐固定下来，有的甚至发展成专门的粮食转运码头或手工业作坊区。临安的况更明显，城北的湖州市、城南的浙江市，都依托运河与钱塘江的水路优势，成为生丝、瓷器、竹木器等物资的集散地。这些市镇不是被动依附于都城，而是主动承接了城市溢出的人口与产业分工，比如临安城的纺织作坊会把缫丝环节外给周边市镇，反过来市镇加工的成品又通过水路快速回输城区。这种双向流动让都城与市镇之间形成了一种松散的产业链，既缓解了城用地紧张，也降低了物资运输成本。
这种城市市场网络对乡村经济的反作用，在宋代已经相当明显。城市庞大的日常消费需求，比如汴京每天需要大量粮食、蔬菜和燃料，直接刺激了周边地区农业的商品化。以茶叶为例，东南山区不少农户从自给转向专营茶园，丝绸产区如两浙路的农户也更多为市场织造，瓷器生产更是形成了景德镇这样的专业市镇。但硬币的另一面是，商品化农业往往需要资金和土地，富裕的地主和商人更容易从中获利，他们通过收购或借贷并小农土地，导致自耕农数量下降，佃农比例上升。从现有研究看，这种趋势在江南地区尤为突出，城市繁荣与乡村贫富分化几乎同步推进，宋代地方志中于「富田连阡陌，贫无立锥之地」的记载，很多就出现在这些经济最活跃的区域。
说到底，宋代城市化的核心不是城墙圈了多大面积，而是财政与市场力量如何重塑了空间秩序。汴京的街市打破了坊墙，临安的商业区挤满了官私铺席，背后是禁榷制度、商税征收与士消费同编织的流动网络。从运河沿线到沿海港口，资源不再只靠行政调拨，而是跟着价格信号走。这种变化让城市从政治据点变成了经济枢纽，也让国家与商人的系从控制转向合作与博弈。两宋城市扩张的实质，正是财政压力、地方精英与商人群体合力推动的一次空间重组与资源大流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