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初朱璋在乡村搞了个里老人制度，每里选一位年高有德的长，专门管调解纠纷、判点小案子。这些老人不是朝廷正式官员，但手里握着基层司法权，像户婚、田土、斗殴这类小事，老百姓得找老人申诉，不能直接去官府。这么一来，国家司法就等于伸到了每个村子，老人既是乡里的道德权威，也是朝廷在基层的代理人。
有个细节常被忽略：明代中期以后，地方志里里老人的名字越来越模糊，反倒是主持乡约的士名字越来越楚。里老人原本是乡民推举、官府认可，负责调解纠纷和宣讲圣谕，可到了成化、弘治年间，这套系统开始松动了。乡约正好补上了空子，它不靠官方任命，而是由地方上有声望的士牵头，定期召集乡民宣讲《吕氏乡约》或朱璋的《圣谕言》。里老人的权力来自官府授权，乡约的权威则来自士的声望和道德感召——这一变，基层治理就从行政主导转向了教化主导。
乡约能被官方接纳，一个常被忽略的原因是它恰好填补了里老人制度衰败后的权力真空。士们打着宣讲朱璋圣谕言的旗号，每月初一、十五集会时开记录乡民的善恶行为，等于把道德评判权从官府手里接了过来。他们既不用像胥吏那样靠文书吃饭，又能以教化之名约束邻里，地方官自然也乐见成——毕竟一个稳定的乡村比什么都省心。
里老人由官方直接任命，负责调解纠纷、催征赋役，本质上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末端触手。乡约就不一样了，它往往由地方士主动发起，通过宣讲圣谕、订立规约来教化民众、维持秩序。虽然乡约也借用皇帝权威和官方话语，但组织和规则制定权都握在精英手里，国家只是事后认可或默许。从里老人到乡约，表面上是治理形式的更替，实上是基层权力从官府指派向地方精英自主运作的转移。
明初的里老人制度，实官方控制色彩很浓，老人虽由民间推选，但权力来源和职能边界都由朝廷划定。到了明代中后期，乡约起，地方士开始主导教化、调解甚至赋役催征，表面上看是国家权力在基层收缩，实上却换了一种方式深。士们借着乡约，把儒家礼教和朝廷律令转化成日常行为规范，老百姓的一举一动都处在道德监督之下。自治空间确实大了，但被管得更细、更密了。这种转移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代，基层社会的权力格局就此定型。